主席先生：

中方欢迎肯尼亚倡议举行今天的会议，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通报。我很高兴作为共提方参加今天的会议。

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最根本的期盼，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深入思考。古特雷斯秘书长说过，冲突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往往由于缺衣少食、生活无望而对社会治理机制失去信任。这种不信任为潜在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索。安理会议程上很多长期延宕的冲突热点，大多都能从发展的角度找到根源。对于冲突和冲突后国家，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和民生效应，是维护政治稳定、加强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团结最有效的粘合剂。正因为如此，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都将发展作为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手段。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新的动荡变革，各种全球性挑战复杂交织。其中，安全和武装冲突是“快变量”，我们每天都在密切关注。而发展问题是“慢变量”，十分重要但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国际媒体来说，发展领域很难有爆炸性的新闻，难以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兴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响应严重不足，发展问题在多边议程上明显后置，发达国家对发展援助的投入显著下降。面对严峻形势和复杂挑战，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着眼长远，推动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在发展中寻找解开全球安全困局、实现持久和平的钥匙。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真正把发展摆在国际合作的优先位置。这方面我们听到的呼声很强烈，但看到的实际成果并不多。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等重要会议将陆续举行。我们必须抓住机会，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发展中国家关切。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过程中，要把发展问题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上来考量，高度重视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货币、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的溢出效应。发达国家应以更多实际行动履行发展援助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商业债权人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合作、国际缓债行动中。他们的参与不是慈善，不是救济，而是义务。古特雷斯秘书长近期多次强调，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着严重的道德赤字。我们应支持秘书长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努力，支持联合国在此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为发展促和平营造良好的国际制度环境。

第二，要善于从发展的角度审示安全问题。在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建设和平各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发展问题。联合国在这方面探索开展了一些好的做法。比如，联合国驻马里、刚果（金）和南苏丹特派团副团长都由驻地协调员兼任，这有利于联合国机构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更好地形成合力。联马团管理的马里和平安全信托基金在基础设施、卫生和能源等领域实施了不少项目，满足了马里北部和中部许多民众的现实需要。安理会要总结推广这些经验，在制定特派团授权时，充分考虑维和与建和的衔接，同时也要符合特派团的性质和任务目标。联合国在非洲的一些特派团授权引发当地民众不满，这一问题值得重视，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第三，要因国施策，尊重当事国自主权。冲突和冲突后国家国情各异，面临的具体安全问题和发展禀赋各不相同，没有普遍适用的良方。国际社会无论是开展安全合作，还是发展援助、经贸投资合作，都不能强加外部解决方案，都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都应该充分尊重当事国意见，聚焦当事国需求，同当事国自身的发展战略相衔接，帮助当事国提高“造血”机能。减贫、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和能源安全是当前很多冲突国家和脆弱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安理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国际经济金融和发展机构都应重视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大帮扶力度。

中国一直是“发展促和平”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倡导者、践行者。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目的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难题，促进共同发展，并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持久和平。中方考虑明年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打造更多务实合作项目，通过更加包容、普惠、有韧性的全球发展，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目标。

谢谢主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