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9日，美国《侨报》刊发了特约撰稿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撰写的文章《西方对西藏五大误读及缘由》。

　　文章指，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是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还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的国情，他们把与中国其他省区一样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动说成是国家有计划的人口迁徙和汉化西藏。他们夸大和看重藏族、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与汉族、中原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和对立，缩小甚至忽视藏汉民族的共性、友好和相互认同。

　　文章建议，“百闻不如一见”，西方人只有去西藏亲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

　　杜永彬先生长期从事西藏研究，先后5次应邀来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参加有关西藏的学术研讨会，曾受聘为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杜先生的文章从历史和现实、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系统、客观地剖析了西方世界对西藏误读的根源，值得一读。

　　西方人有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神秘而玄妙。作为东方文明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不但令西方人魂牵梦萦，也让他们难测高深，几个世纪来，西藏壮美雄奇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神奇的人文景观和西藏文明对西方人一直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这反而成了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由此而使西方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西方人了解西藏和认识的主要途径是：以英文为主的西文文献；流亡藏人的作品和"现身说法"；有关西藏的展览、音像、影视，各种有关西藏和藏学的会议，其中，西方传媒在塑造西藏形象和西方人的"西藏观"中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以及他们了解和认识西藏的途径，必然会导致其对西藏的误读。

一、西方对西藏误读的几种表现形式

　　1、对西藏概念的误读

　　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西藏（Tibet）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袭至今的三大藏区---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不加区分，也不顾及传统的行政区划和藏族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的现实，在论及安多和康区时，几乎都以"东藏"（Eastern Tibet）相称。这种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许多误解，仅汉文翻译就成问题，究竟是译成西藏、藏族还是藏区？

　　2、对藏民族的误读。

　　近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一些西方人实际上是带着"东方主义"的眼镜审视藏民族和西藏的。正如流亡藏人学者降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所说，考察有关西藏的游记及关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风格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不舒服的感觉，自从詹姆斯o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庇护所，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所表现的，要么是一种魔幻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所展示的。西藏被视为西方的"他者"。

　　西方人，无论其有怎样的过失，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不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就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在每一次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充其量只是充当一个背景或衬托白人主角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前提是，假如西藏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她仅仅是相关的。在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工和抽水工，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都是一些苦力。

　　3、对西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

　　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怎样在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每个族群和美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和挑战。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是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其实对现代化有些腻味的西方应当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当然包括藏族）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带来的成果，这是"天赋人权"！一些西方杞人忧天，担心青藏铁路会危及西藏的传统文化。殊不知，西方人都不愿坐火车了，而一些藏族百姓做梦都想在有生之年能看见会奔跑的"铁龙"---火车！

　　4、对藏传佛教误读。

　　一些西方人在观察西藏同中国内地、藏族和汉族时，有一种探求差异、忽视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了两大传播体系，即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Hinayana）和大乘佛教（Mahayana），在东方佛教界和佛学界，将传播到中国（包括藏区）和日本、盟国等国的北传佛教称为大乘佛教，将传播到斯里兰卡、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称为小乘佛教。而西方人却将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的藏传佛教分离出来，单列为与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刚乘"（Vajrayana），如纽约就有一种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评论》（Tricycle: Buddhist Review）。

　　而且，部分西方人误以为藏民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奉行非暴力的，如果他们稍微读一点西藏历史就会知道，即使在全民信教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些贵族并非真正的藏传佛教信徒，否则怎么理解好几世达赖喇嘛都因被毒害而夭折呢? 美国学者洛贝兹（Donald S. Lopez, Jr.）对此也有论述。

　　部分西方忽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并存的实事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将只是格鲁派大活佛的达赖喇嘛视为整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并且，一些西方并不完全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国际形象已发生了变化，扮演着宗教和政治双重角色：不仅是大活佛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被奉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领袖，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和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他已将藏传佛教政治化，将藏传佛教的教义伦理道德化。

　　5、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

　　虽然迄今为止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公开承认西藏是�